魏晋南北朝妇女丧葬礼仪考

魏晋南北朝时期。丧葬礼仪基本上沿袭汉制，《晋书》卷二十《礼志中》日：“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，汉世又多变革。魏晋以下世有改变，大体同汉之制。”
这一时期的丧葬礼仪，依然分成葬前之礼、葬礼、服丧之礼三个阶段，在每个阶段中的具体程序如沐浴、饭含、停尸、小敛大敛、下棺等亦与汉代基本相同。妇女的丧葬礼仪与男子大体相似，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下，妇女丧葬亦依附于丈夫，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妻子的丧葬规格。若为正妻，可柑葬配食。
一、招魂复魄、沐浴饭含及小敛大敛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死之后，依然先要举行招魂仪式，即所谓“招魂复魄”。具体做法是，由死者亲族持死者的上衣，登其屋顶，左执领，右执腰，向北呼死者的名字，而后将衣抛下。覆于死者身上。“招魂复魄”是丧礼制度中一项基本内容。
“沐浴”即洗尸。“沐”是洗头，“浴”是洗身。给死者沐浴，在“招魂复魄”之后进行。女性死者，用女侍沐浴。除死后沐浴外，还流行死前沐浴。例如，十六国时期，段丰妻慕容氏因不愿改嫁，“三日还第，沐浴置酒，言笑自若，至夕，密书其帬带云：‘死后当埋我于段氏墓侧，若魂魄有知，当归彼矣。’遂于浴室自缢而死”。
饭含仪式在沐浴仪式之后进行。汉代厚葬，多口含珠玉。魏晋时期，薄葬思想流行，统治阶级中反对饭含以珠玉者大有人在。北朝厚葬之风抬头，饭含以珠玉的习俗有所回复，如北魏李预死，其妻常氏“以玉珠二枚晗之，口闭。常谓之曰：‘君自云餐玉有神验，何故不受晗也?’言讫齿启，纳珠，因嘘属其口，都无秽气”。这是妻子为已故丈夫施行饭含仪式。反之，丈夫为巳故妻子施行饭含仪式，也大体如此。
刘熙《释名·释丧制》云：“衣尸棺日敛，敛者敛也。敛藏不复见也。”敛，有小敛、大敛之分。为死者易衣日小敛，人棺日大敛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曰，“君夫人卒于路寝”，小敛，“妇人胵带麻于房中”。据礼，敛衣须新造，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较多。人们往往来不及为死者缝制新衣；与此同时，在社会上薄葬风气的影响下，死者也往往遗令“敛以时服”，或“敛以旧衣”。隋文帝开皇初，对贵族妇女的敛衣及随葬品规格作出规定：“妇人有官品者，亦以其服敛。棺内不得置金银珠玉。”这种规定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妇女丧葬规格的制度化。
大敛用棺有木棺、石棺两类，而以木棺为常，石棺为罕。例如，北齐颜玉光墓出土的木棺，就是用油松木材制作。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夫妇合葬墓，就是用的石棺椁。《宋书》卷五一《宗室传》载：刘遐“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……殷暴病卒，未大殓，口鼻流血，疑遐潜加毒害，为有司所纠”。大殓，即大敛。刘遐嫡母殷氏尸体尚未装入棺材而口鼻流血，刘遐的罪行也因此而败露。
二、奔丧吊哭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家里凡遭遇丧事，须发丧受吊。子女在外地者，闻丧后皆须奔丧，如北魏赵郡太守李淑胤女，范阳卢元礼之妻。神龟元年(518)，闻嫡母崔氏卒，举声恸绝，姑虑其不济，乃“亲送奔丧……自范阳向洛，八旬方达”。
亲戚同宗闻丧后，也常奔丧。江南风俗，凡遭大丧，相近相知的人。三天之内要去吊丧。如果过了三天而不去吊丧，便被认为是不怜悯丧者的失礼行为，以后即使在路上相遇也互不理睬了。如果因相隔较远或有其它原因，则应用书信表示吊唁。
吊丧行哭礼是最常见的。一般是主人哭，客人以哭还礼。哭也有不同的哭法，边哭边讲称之为号，表示特别伤痛。江南吊丧时常常一边哭一边倾诉衷肠，以示对死者的怀念。北方则呼天抢地，大声哀嚎，反映出南北风俗的不同。正如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所云：“江南丧哭，时有哀诉之言耳；山东重丧，则唯呼苍天，期功以下，则唯呼痛深，便是号而不哭。”
南北风俗，逢丧废乐，以示哀悼。丧期举乐、饮酒、嬉戏都是有违常礼的。吊丧时，还行执手礼。然而，曹魏倡导薄葬，逢丧是不废礼乐的。阮籍遭母丧，裴楷前去吊丧。阮籍“散发箕踞，醉而直视”，裴楷下席于地，哭吊而去。有人问楷：“凡吊者，主哭，客乃还礼。籍既不哭，君何为哭?”裴楷回答：“阮籍既方外之人，故不崇礼典。我俗中之士，故以轨仪自居。”阮籍为竹林名士，遭母丧而不遵丧礼行事，而为人们所原谅。其实阮籍“性至孝，母终，正与人围棋，对者求止，籍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二斗，举声一号，吐血数升。及将葬，食一蒸肫，饮二斗酒，然后f临诀，直言穷矣，举声一号，因又吐血数升。毁瘠骨立，殆至灭性”。在常人看来。阮籍遭母丧，竞与人决赌围棋而不顾，既而又饮酒食肉，违背礼仪习俗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然而阮籍是把哀痛隐在心里，以至于“举声一号，吐血数升”，“毁瘠骨立，殆至灭性”，这是真情的流露，远胜于那些迂腐地遵从礼教、不哀而故哀的礼教名流。
办丧事时，要穿丧服。汉族中有各种礼仪规定，要根据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，穿着不同的丧服。《仪礼·丧服》载：丧服有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五种，服制越重，与死者的关系就越亲近，丧服就越粗糙，以此来表示程度不等的哀痛之情。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等，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，衣旁和下边不缝边，斩断处外露。齐衰亦用粗麻，但缝边整齐。大功，用熟麻布制成，经过加工，故称功服。小功，用更细的熟麻布制成。缌麻，是五服中最轻的丧服，用精细的熟麻布制成。东北少数民族夫余族，“其居丧，男女皆纯白，妇人著布面衣，去环佩，大体与中国相彷佛也”。
妇女在居丧期间，若过于妆饰，要受到世人的批评，如北魏“灵太后颇事妆饰，数出游幸。(元)顺面诤日：‘《礼》，妇人夫丧，自称未亡人，首去珠玉，衣不被彩。陛下母I临天下，年垂不惑，过甚修饰，何以示后世?’灵太后惭而不出”。
北朝厚葬之风较盛，朝廷亲贵死后，吊丧场面宏大。例如，魏太武帝保母窦氏崩，太武帝“诏天下大临三日，太保卢鲁元监护丧事”。南安王元桢生母刘太妃卒，魏孝文帝“亲幸临慰。及葬，赠布帛彩五百段”。赵郡王元干生母韩太妃卒。孝文帝下诏日：“太妃韩氏薨逝，情以伤恸。太妃先朝之世，位拟九嫔，豫班上族，诞我同气，念此孤稚。但用感恻，明当暂往临哭，可敕外备办。”于是，“遣侍御史假节监护丧事，赠彩八百匹”。张彝居母丧“过礼，送葬自平城达家，千里徒步，不乘车马，颜貌毁瘠。当世称之”，孝文帝“幸冀州，遣使吊慰”。
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崩，南齐武帝萧赜曾“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，欲以朝服行事”。主客之间发生争执。主人说：“吊有常式，何得以朱衣人山庭!”昭明等言：“本奉朝命，不容改易。”魏孝文帝令尚书李冲“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，冲奏遣(成)淹”。……成淹言：“吉凶不同，礼有成数，玄冠不吊，童孺共闻。”……昭明言：“使人唯赍裤褶，比既戎服，不可以吊，幸借缁衣恰，以申国命。”魏孝文帝“敕送衣恰给昭明等”，终于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。
北齐权臣“和士开母丧，讬附者咸往奔哭。邺中富商丁邹、严兴等并为义孝，有一士人，亦哭在限。(封)孝琰人吊，出谓人日：‘严兴之南，丁邹之北，有一朝士，号叫甚哀。’”都是借吊丧的机会巴结权贵，以要荣利。
北周武帝宇文邕遭母丧，北齐后主高纬“诏侍中薛孤、康买等为吊使，又遣商胡赍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”。
三、凶门柏历
凶门柏历，是丧家为吊丧而制作的一种装饰，表示这家正在举办丧事。《通典》卷八四《凶礼六·悬重》云：“周制，士丧重，木刊凿之，甸人置重于中庭，三分庭一，在南。”东晋人蔡谟说：“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，系于木，裹以苇席，置庭中，近南，名为重，今之凶门是其象也。礼，既虞而作主，今未葬，未有主，故以重当之。礼称为主道，此其义也。”范坚又曰：“凶门非礼，礼有悬重，形似凶门。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，俗遂行之，簿帐，即吊幕之类也。”可知设重即立木于中庭，上横一木日重，重内系有装满了祭品的二瓦器，其上还有苇席覆之。凶门系由设重演变而来，二者形状相似，只是凶门是设于户外的表丧物，故其外表须簿帐之类的覆盖物，以防雨淋坏其内的祭品。这一习俗虽然早在魏晋之前即已产生，但到晋朝及其以后才开始流行。
东晋成帝咸康七年(341)，皇后杜氏崩，有司启奏于大行皇后陵作凶门柏历门，号显阳端门。诏日：“门如所处，凶门柏历，大为烦费，停之。”因此，杜皇后的丧事办得隆重而节俭，史载：“外官五日一临，内官旦一入，葬讫止……先是，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，望之如素奈，传言天公织女死，为之着服，至是而后崩。帝下诏日：‘吉凶典仪，诚宜备设。然丰约之度，亦当随时，况重壤之下，而崇饰无用邪。今山陵之事，一从节俭，陵中唯洁扫而已，不得施涂车刍灵。’有司奏造凶门柏历及调挽郎，皆不许。又禁远近遣使。明年元会，有司奏废乐。诏废管弦，奏金石如故。”
宋孝武帝大明二年(458)，“十二月己亥，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，丧事听设凶门，余悉断”。
由于凶门柏历烦费，不仅东晋南朝朝廷有禁令，北朝也有对使用等级的明确规定。例如，北齐妇女，只有“王、郡公主、太妃”，方准“听立凶门柏历”。隋文帝开皇初，即下诏革除。
四、送终奏挽歌
晋武帝以后，国有大丧，辄废乐三年。按照汉魏旧典，唯一的音乐是挽歌。但有人以为挽歌太悲，便改在送终时奏挽歌。如《晋书》卷二十《礼志中》载：
汉魏故事，大丧及大臣之丧，执绋者挽歌。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，声哀切，遂以为送终之礼……挚虞以为：“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，衔枚所以全哀，此亦以感众。虽非经典所载，是历代故事。《诗》称‘君子作歌，惟以告哀’，以歌为名，亦无所嫌。宜定新礼如旧。”诏从之。
十六国时期，段丰妻慕容氏不愿改嫁余炽，“自缢而死。及葬，男女观者数万人，莫不叹息日：‘贞哉公主!’路经余炽宅前，炽闻挽歌之声，恸绝良久”。
《宋书》卷五一《宗室·临川烈武王道规传》载：“及长沙太妃檀氏、临川太妃曹氏后薨，祭皆给鸾辂九旒，黄屋左纛，韫辌车，挽歌一部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虎贲班剑百人。”
刘宋元嘉九年(432)冬，“彭城太妃薨，将葬，祖夕，僚故并集东府。晔弟广渊，时为司徒祭酒，其日在直。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，夜中酣饮，开北牖听挽歌为乐。义康大怒，左迁晔宣城太守……十六年，母亡，报之以疾，哗不时奔赴，及行，又携妓妾自随，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。太祖爱其才，不罪也”。彭城太妃是刘义康生母，范晔“酣饮”而“听挽歌为乐”，显然有违礼制，故被贬官。其母亡，不及时奔丧。“及行，又携妓妾白随”，更是有违常礼，但毕竟是其家事，所以能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原谅而不予治罪。
南方少数民族送丧时，有“绕尸而歌”的习俗，与挽歌相类似。《隋书》卷三一《地理志下》载：
其死丧之纪，虽无被发袒踊，亦知号叫哭泣。始死，即出尸干中庭，不留室内。敛毕，送至山中，以十三年为限。先择吉日，改入小棺，谓之拾骨。拾骨必须女婿，蛮重女婿，故以委之。拾骨者，除肉取骨，弃小取大。当葬之夕，女婿或三数十人，集会于宗长之宅，著芒心接篱，名日茅绥。各执竹竿，长一丈许，上三四尺许，犹带枝叶。其行伍前却，皆有节奏，歌吟叫呼，亦有章曲。传云盘瓠初死，置之于树，乃以竹木刺而下之，故相承至今，以为风俗。隐讳其事，谓之刺北斗。既葬设祭，则亲疏成哭，哭毕，家人既至，但欢饮而归，无复祭哭也。其左人则又不同，无衰服，不复魄。始死，置尸馆舍。邻里少年，各持弓箭，绕尸而歌，以箭扣弓为节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。以至终卒，大抵亦犹今之挽歌。歌数十阕，乃衣衾棺敛，送往山林，别为庐舍，安置棺柩。亦有于村侧瘗之，待二三十丧，总葬石窟。
挽歌的内容多是对死者的哀悼和赞美，如南朝宋孝武帝“殷贵妃亡，(丘)灵鞠献挽歌诗三首，云：‘云横广阶暗，霜深高殿寒。’”北齐卢询祖曾经为赵郡王妃郑氏制挽歌词，其一篇云：“君王盛海内，伉俪尽寰中。女仪掩郑国，嫔容映赵宫。春艳桃花水，秋渡桂枝风。遂使丛台夜，明月满床空。”歌词中既有对死者容貌的称美，也包含着对美的消逝的惋惜与哀伤。
五、丧礼及丧葬规格
(一)通常情况下遵守而不僭越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妇女的丧礼及丧葬规格是十分严格的。即使是帝王之家，也得遵守而不能僭越。
例如，三国曹魏明帝郭太后之姊卒后，其子孟武“欲厚葬，起祠堂，太后止之日：‘自丧乱以来，坟墓无不发掘，皆由厚葬也；首阳陵可以为法。’”所谓首阳陵法，乃曹丕于黄初三年(222)十月所创，因“表首阳山东为寿陵”而名，又称《终制》，制曰：“……寿陵因山为体，无为封树，无立寝殿，造园邑，通神道。夫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骨无痛痒之知。冢非栖神之宅，礼不墓祭，欲存亡之不黩也，为棺榔足以朽骨，衣衾足以朽肉而已。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。无施苇炭，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，合古涂车、刍灵之仪。棺但漆际会三过，饭含无以珠玉，无施珠襦玉匣，诸愚俗所为也。”郭太后要求其外甥效法首阳陵，对其母实行薄葬。郭太后本人卒后，葬于首阳陵西，也是薄葬。
东晋简文宣郑太后，咸和元年(326)薨，简文帝司马昱时为琅玡王，制服重。“有司以王出继，宜降所生，国臣不能匡正。奏免国相诸葛颐”。司马昱上疏，说：“亡母生临臣国。没留国第，臣虽出后，亦无所厌，则私情得叙。昔敬后崩，孝王已出继，亦还服重。此则明比，臣所宪章也。”明穆皇后(庾文君)不夺其志，乃徙司马昱为会稽王，追号郑太后日“会稽太妃”。及司马昱即帝位，未及追尊。临崩，封皇子司马道子为琅玡王，领会稽国，奉太妃祀。太元十九年(394)，晋孝武帝司马曜下诏曰：“会稽太妃文母之德，徽音有融，诞载圣明，光延于晋。先帝追尊圣善。朝议不一，道以疑屈。朕述遵先志，常惕于心。今仰奉遗旨，依《阳秋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，上太妃尊号日简文太后。”于是立庙于太庙路西，陵日嘉平。当时群臣为了讨好皇帝，很多人说：“郑太后应配食于元帝。”司马曜就这一问题，垂询太子前率徐邈。徐邈回答说：“臣案《阳秋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鲁隐尊桓母，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于惠庙。又平素之时，不伉俪于先帝，至于子孙，岂可为祖考立配?其崇尊尽礼，由于臣子，故得称太后，陵庙备典。若乃柑葬配食，则义所不可。”徐邈的意见最终被司马曜采纳，其原因在郑太后阿春并非晋元帝的正妻，所以不能受到“袝葬配食”的待遇。即使其子、孙都做了皇帝，也不能违背礼制。
东晋太元九年(384)，褚太后崩于显阳殿，年六十一，在位凡四十年。由于褚太后于孝武帝为从嫂，该如何居丧?“朝议疑其服”，作了一番讨论。太学博士徐藻议日：“资父事君而敬同。又《礼》云‘其夫属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’。则夫属君道，妻亦后道矣。服后以齐，母之义也。鲁讥逆祀，以明尊卑。今上躬奉康、穆、哀皇及靖后之祀，致敬同于所天，岂可敬之以君道，而服废于本亲。谓应齐衰期。”…”孝武帝司马曜又采纳徐藻的建议，以“齐衰”一年的礼制办理了这件丧事。
晋哀帝兴宁元年(363)，章太妃周氏薨。“帝欲服重，江虨启应缌麻三月。诏欲降为期年，彪又启‘厌屈私情，所以上严祖考’，帝从之。”由于周氏的名号仅至于太妃，按照封建礼制，丧礼规格必须从严掌握；即使其子已经当了皇帝，也不能随意提高。当然，这也与东晋时代门阀专权，皇权旁落，晋哀帝仅是傀儡有关。
(二)特殊情况下往往越规
如果是皇帝的爱妃死亡，办丧事往往就超越规格很多，如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宠爱的左夫人死后，“皓哀愍思念，葬于苑中，大作冢，使工匠刻柏作木人，内冢中以为兵卫，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，不可称计。已葬之后，皓治丧于内，半年不出。国人见葬太奢丽。皆谓皓已死，所葬者是也。”
十六国时期，后燕君主慕容熙妻“苻氏死，熙悲号躃踊，若丧考妣，拥其尸而抚之……大敛既讫，复其棺而与交接。服斩縗，食粥。制百僚于宫内哭临，令沙门素服。使有司案检哭者，有泪以为忠孝，无则罪之，于是群臣震惧，莫不含辛以为泪焉。慕容隆妻张氏，熙之嫂也，美姿容，有巧思。熙将以为苻氏之殉，欲以罪杀之，乃毁其楗靴，中有弊毡，遂赐死。三女叩头求哀，熙不许。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，率户营墓，费殚府藏。下锢三泉，周轮数里，内则图画尚书八坐之象。熙日：‘善为之，朕将随后入此陵。’识者以为不祥。其右仆射韦璎等并惧为殉，沐浴而待死焉。号苻氏墓日徽平陵。熙被发徒跣，步从苻氏丧。糯车高大，毁北门而出。长老窃相谓日：‘慕容氏自毁其门，将不久也。’”慕容熙居然以其嫂张氏等为苻氏殉葬，引起右仆射韦璎等的恐惧，“沐浴而待死”，可见其残暴。
北燕君主冯跋曾下书日：“圣人制礼，送终有度。重其衣衾，厚其棺椁，将何用乎?人之亡也，精魂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朝终夕坏，无寒暖之期，衣以锦绣，服以罗纨，宁有知哉!厚于送终，贵而改葬，皆无益亡者，有损于生。是以祖考因旧立庙，皆不改陵寝。申下境内，自今皆令奉之。”冯跋似乎主张薄葬，但实际上其弟冯素弗夫妇合葬墓却极其豪华。当其下葬时，冯跋曾七次亲临视察。
《南史》卷五《齐东昏侯本纪》载：“潘妃生女，百日而亡。制斩衰絰杖，衣悉粗布。群小来吊，盘旋地坐，举手受执蔬膳，积旬不听音伎。”也是超越常规的。
(三)兼顾情与礼的变通
普通百姓与官员为母服丧，要遵守礼仪行事。但在战乱及父有二妻的情况下，做儿子的往往难以找到一个既合乎常情，又符合礼仪的服丧办法。如西晋太康元年(280)，“东平王楙上言，相王昌父毖，本居长沙，有妻息，汉末使人中国，值吴叛，仕魏为黄门郎，与前妻息死生隔绝，更娶昌母。今江表一统，昌闻前母久丧，言疾求平议”。由此引发了一场朝廷争议。最终由尚书八座裁定，以为“今昌之二母。各已终亡，尚无并主轻重之事也。昌之前母……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，则昌不应复服。生及母存。自应如礼以名服三年。辄正定为文，章下太常报桥奉行”。东晋太兴初，著作郎干宝又重新评论此事，说：
礼有经有变有权，王毖之事，有为为之也。有不可责以始终之义，不可求以循常之文，何群议之纷错!同产者无嫡侧之别，而先生为兄；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，而先封为长。今二妻之入，无贵贱之礼。则宜以先后为秩，顺序义也。今生而同室者寡，死而同庙者众，及其神位，固有上下也……且夫吉凶哀乐，动乎情者也，五礼之制，所以叙情而即事也。今二母者，本他人也，以名来亲，而恩否干时，敬不及生，爱不及丧，夫何追服之道哉!……朝廷于此，宜导之……使先妻恢含容之德，后妻崇卑让之道，室人达长少之序，百姓见变礼之中。若此，可以居生，又况于死乎!古之王者，有以师友之礼待其臣，而臣不敢自尊。今令先妻以一体接后，而后妻不敢抗，及其子孙交相为服，礼之善物也。然则王昌兄弟相得之日，盖宜袷祭二母，等其礼馈，序其先后，配以左右，兄弟肃雍，交酬奏献，上以恕先父之志，中以高二母之德，下以齐兄弟之好，使义风弘于王教，慈让洽乎急难，不亦得礼之本乎!
干宝之所以发这番议论，无非是因永嘉之乱，晋室南渡后这类夫妻分离而重组的家庭数目剧增，办理丧事必须情与礼兼顾，通情而遵礼，这才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稳定。
皇太后若出家为尼，其身份与地位发生变化，丧礼规格也要相应简化。例如，北魏神龟元年(518)九月，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寺。魏孝明帝元诩诏日：“崇宪皇太后，德协坤仪，徵符月晷……夫礼沿情制，义循事立，可特为齐衰三月，以申追仰之心。”有司奏：“案旧事，皇太后崩仪，自复魂敛葬，百官哭临，其礼甚多。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，凭居道法。凶事简速，不依配极之典；庭局狭隘，非容百官之位。但昔径奉接，义成君臣，终始情礼，理无废绝。辄准故式，立仪如别。内外群官，权改常服，单衣邪巾，奉送至墓，列位哭拜，事讫而除。止在京师，更不宣下。”这种兼顾情与礼而加变通，适当降低丧礼规格的办法，终于被魏孝明帝元诩所采纳而施行。